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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的滬杭社區防控:應對租戶返城要精準施策

2020年02月14日  07:00   21世紀經濟報道   盧常樂,金蘇美  

專家表示,眼下的街道和社區等承受著疫情防控的巨大壓力,但實際執行中一刀切的簡單化操作并不可取,疫情防控需科學指導、考慮周詳與精準施策。

大規模地返城與復工漸次啟動,流動性人口密集的上海、杭州等長三角城市無疑面臨著巨大的壓力。

當持續的疫情遇上了復工返城大潮,又產生了新的問題。目前,多地基層社區努力防控返工潮可能帶來的輸入性疫情威脅,同時一些管理問題給部分符合條件的返工人員造成一定阻礙。

“租戶進小區難”成為了橫亙在不少外地返城人員與投入到企業復工之間的一道坎。一頭是疫情防控不松手,另一頭是經濟發展不掉線,如何平衡好疫情防控與有序復工?如何正確守好社區防疫的“第二戰場”?這些亟待解決的現實問題,成為擺在城市治理者面前的新挑戰。

受訪專家表示,眼下的街道和社區等承受著疫情防控的巨大壓力,但實際執行中一刀切的簡單化操作并不可取,疫情防控需科學指導、考慮周詳與精準施策。

杭州有“綠碼”返城也艱難

近日,有媒體報道杭州不少小區推行“不準租戶進入”政策,導致不少返回杭州的人“有家不能回”。

針對這一情況,2月10日,浙江省疫情防控責任令第2號和杭州市疫情防控指揮部令第34號要求,各地在堅持嚴格管控的前提下,不得隨意限制小區居民和租客進入小區。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返杭群體時發現,一方面,目前杭州各區及各社區管控條件不一,需要提交的證明材料也不相同,對返城人員造成不少困擾。

另一方面,杭州當前已經針對外地租戶返城的情況,出臺了“杭州健康碼”的綜合管控舉措。然而,在實際的社區防疫管控中,記者調查了解到,即使返杭人員申請到“綠碼”,仍會遇到諸多阻礙。

“我已經向社區打了一早上的電話,怎么都不放行,必須在公司宿舍隔離7天,由公司提供健康證明,我才能回到小區。”2月12日,在杭州一家集成電路企業就職的金澤(化名)向記者抱怨道。

他稱自己一直居家并無外出,但由于杭州小區并不清楚個人的健康狀況,即使已經擁有了杭州的“綠碼”、企業復工與個人工作的證明,也無法正常回到杭州。

無獨有偶,記者了解到在杭州拱墅區,部分返工租戶還需公司向拱墅區的防疫指揮部進行申請,才能順利進入小區。

與杭州東站僅一路之隔的王家井社區的工作人員告訴記者,目前疫情在杭州各個區的嚴重程度不一致,各區的人口密度、人口流量以及所處的位置也都存在差異。在此情況下,目前該社區非湖北地區、重點疫區的住戶可根據復工企業的政府批文、本人工作證明與個人行動軌跡的證明等到社區辦理出入證。

“但每個社區規定不一致,返城人員在返城前務必撥打社區電話咨詢,以免跑空。”上述工作人員表示。

綜觀此類現象可發現,盡管杭州市政府多次糾正不當的社區管控行為,但仍有個別地方基層社區存在層層加碼、簡單化防疫管控等問題。

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唐賢興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解釋稱,小區業主的恐慌心理、社區基層治理者的工作壓力,以及地方管理者的防疫責任,都會強化對外來人員的驅逐與勸返行為,以最大程度地降低自身的管控風險。同時政策舉措的層層下達到最后執行,也會在實際操作中導致部分內容的擴大或曲解。

對此,2月12日下午,杭州市人民政府再次調整了“防控疫情、人人有責”十項措施,其中明確提到:不得隨意阻攔在杭州購房、租房的新杭州人憑綠碼和有效證件出入所在的社區、村莊、單位。

基層防控仍需精準施策

與“杭漂”們相比,部分“滬漂”返城或將遇到更大的現實難題。

在上海,近日多名在上海嘉定工作的外地人士向記者反映,陸續接到通知,在滬租住如果沒有上海市居住證將無法進入小區。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調查了解到,目前在以上海嘉定區為代表的部分區內,不少街道社區均接到了類似的趨嚴管控要求,且部分小區已經開始執行。

其中,上海市嘉定區江橋鎮街道社區相關負責人告訴記者,居住證是外地來滬人員合法的有效證件,能夠證明在滬有長期固定住所,同時也是進入公安系統的有效信息。

上述負責人表示,根據2月10日上海嘉定區最新出臺的“最嚴措施”要求,外地返滬人員必須憑上海市居住證才能證明自身在滬有固定住所,本地居民必須持本地身份證進入小區,其他證明無效。

但記者查閱2月10日上海嘉定區發布的《關于進一步落實村居社區嚴防嚴控、群防群控的若干意見》(下簡稱“嘉定15條”),其中并未提及有關無上海市居住證需暫緩入滬的明確指示。

對此,上述街道管理人員解釋稱,“嘉定15條”規定“外來訪客和車輛禁止進入小區、村組”,這表示外地返滬人員如果沒有上海市居住證(即無居委會登記信息),將被一并視為“外來訪客”禁止進入小區和村組。

2月12日,記者撥打了上海12345市民熱線。接線員明確表示,外地返滬人員能不能進租住小區和有沒有上海市有效居住證,沒有直接關系。

針對上述基層社區存在的管控問題,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中國城市治理研究院院長助理韓志明教授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時表示,當前街道和社區等承受著聯防聯控群防群治的巨大壓力,在工作上堅持高標準嚴要求是可以理解的。

“同時,在疫情防控和精準勸返的過程中,要堅持科學態度,不能頭腦發熱,更不能層層加碼。”韓志明告訴記者,基層防控工作方式上要避免一刀切,工作過程上要體現人性化,耐心細致地做好被勸返人的思想工作。

唐賢興認為,即便隔離是當下疫情防控最傳統也是最有效的辦法,但同時需要強調的是,隔離的需要不能演變出不分青紅皂白、不講程序法理的做法。這就要求當前的城市管理者在犧牲少數人的利益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時,也要做好相應的補償救濟工作,從而最大程度地減少其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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