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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營醫院數量占比超六成背后:診療人次不到兩成

2019年06月22日  07:00   21世紀經濟報道   王佳昕  

截至2018年底,社會辦醫療機構數量達到45.9萬個,占比46%。

“十部委聯合發文促進社會辦醫,印象中好像是第一次。”某社會辦醫從業者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

該從業者提到的,是前不久剛剛印發的《關于促進社會辦醫持續健康規范發展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由國家衛生健康委、國家發展改革委、國家醫保局、中國銀保監會等十部門聯合印發。

在對《意見》制定背景的官方解讀中,第一句就提到了2018年11月召開的民營企業座談會。這意味著此份社會辦醫文件與以往最大的不同,在于已經超越了醫療行業本身,具有更高層面的意義。社會辦醫,既是醫療領域民營經濟的重要形式,也是醫療服務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截至2018年底,社會辦醫療機構數量達到45.9萬個,占比46%。2015年,民營醫院數量首次超越公立醫院,并于2018年底達到2.1萬個,占比63.5%。

不過,從診療量上看,2018年民營醫院診療人次5.3億人次,僅占診療人次總數的14.8%,絕大部分診療仍發生在公立醫院。有錢有設備卻沒人才,有些地方政策落實不到位、不規范、監管不完善等,是社會辦醫多而不強的主要癥結。

從補充到重要組成

中國非公立醫療機構協會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郝德明應邀參與了《意見》的座談與征求意見。他告訴記者,這是推動社會辦醫從量變到質變的重大利好政策性文件,從名稱上看,“持續健康規范發展”是文件的核心,意味著過去蜂擁而上、質量良莠不齊等問題有望得到改變。

“《意見》充分聽取了行業協會意見,經過多次會議討論,是下了功夫的。對社會辦醫的支持力度比過去更大了,政策措施更加具體可操作,體現了中央關于‘放管服’、‘非禁即入’和審批應減盡減的改革精神。”郝德明說。

記者梳理發現,近年來針對社會辦醫的政策頻出,其定位也逐漸發生改變。

2009年新醫改啟動,明確了堅持非營利性醫療機構為主體、營利性醫療機構為補充,公立醫療機構為主導、非公立醫療機構共同發展的辦醫原則。

2010年《關于進一步鼓勵和引導社會資本舉辦醫療機構意見》中寫明,堅持公立醫療機構為主導、非公立醫療機構共同發展。最新的《意見》則表明,社會辦醫既是醫療領域民營經濟的重要形式,也是醫療服務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現如今,“支持社會辦醫”已被寫入十九大報告中。2019年政府工作報告指出要促進社會辦醫。2019年深化醫改的重點工作任務之一,即包括了對社會辦醫療機構一視同仁對待并給予扶持。鼓勵支持社會力量開辦診所,加大政府購買服務力度。

愛爾眼科董事會秘書吳士君表示,近年來國家每1-2年就會出臺一些促進社會辦醫健康發展的文件,社會辦醫的公平性越來越好,“玻璃門”現象也較以前少了。

社會辦醫遇人才困境

相較其他領域,盡管社會辦醫收獲了諸多政策“力挺”,但對從業者來說,這條路依舊曲折。

目前,社會辦醫已取得巨大進步。據國家衛健委公布的數據,2014-2018年,民營醫院數量以每年超過10%的速度增長,目前已有2萬多家,床位數翻了一番多。2015年,民營醫院數量首次超越公立醫院,同時公立醫院數量連續5年下降。

數量雖多,但來就醫人數卻不多。2018年民營醫院診療人次5.2億人次,占比14.8%,超過8成以上的人仍然選擇去公立醫院就醫。病床使用率上,民營醫院只有6成,公立醫院卻高達9成。一邊是公立醫院人滿為患,床位緊缺,另一邊卻是民營醫院患者不足,床位空置率高。

郝德明告訴記者,這背后的原因是社會辦醫面臨的核心問題和最大難點:人才缺乏。“民營醫療機構雖有先進的醫療設備和較好的就醫環境,卻沒有醫生,那就沒有了病人,服務量無法上去,造成社會辦醫資源的浪費,作為醫療服務生產要素的醫生和護士現在主要還是集中在公立醫院,沒有真正流動起來,絕大多數醫務人員還是單位人,不是社會人。”郝德明說。

記者了解到,2014年原國家衛計委等5個部門聯合印發了《關于推進和規范醫師多點執業的若干意見》,科學配置醫師多點執業,把醫師執業的機構注冊變成區域注冊。到2018年,在多機構執業的醫師已達16萬人,其中有相當一部分都到了社會辦的醫療機構。但郝德明表示,多點執業在推進過程中阻力還是很大。

2016年,北京某知名三甲醫院的兩位醫生因多點執業被所在單位免去主任職務,取消當年度評優評先資格并扣罰獎金,在當時引起熱議。

中歐國際工商學院醫療管理與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蔡江南指出,人才問題使社會辦醫僅能在對醫療人才的依賴相對不是很大,或社會辦醫能夠吸引到人才的領域有一些優勢。

新的《意見》正設法解決這一問題,通過制定多機構執業醫師與主要執業醫療機構聘用(勞動)合同參考范本和其他醫療機構的勞務協議參考范本,合理約定執業期限、時間安排、工作任務、醫療責任、薪酬、相關保險等,明確雙方人事(勞動)關系和權利義務,支持和規范醫師多機構執業。

“一些大城市三甲醫院中看病能力強的醫生,即具有中高級職稱的醫生資源并未得到充分利用。若走向醫生集團,既能與公立醫療機構合作,去基層、縣域醫院等醫療資源薄弱的地方,助力分級診療,也可以和社會辦醫療機構合作,實現生產要素的激活。”郝德明說。

業界呼吁政策落實

值得一提的是,民營醫院床位數2018年增速為15%,床位占比26.3%,公立醫院數量雖減少,但床位數并未下降,而是持續增長,2018年增速為3.7%。

蔡江南告訴記者,公立醫院在轉制,因此數量減少,但大型醫院還在擴張,因此床位數沒有減少。

此次的《意見》指出,要嚴格控制公立醫院數量和規模,為社會辦醫留足發展空間。各地在新增或調整醫療衛生資源時,要首先考慮由社會力量舉辦或運營有關醫療機構。

放開的同時,也伴隨著監管的趨嚴。《意見》明確,落實部門監管責任,加大醫療行業違規行為處罰力度,讓嚴重違規者付出沉重代價,加強醫療質量安全管理,將社會辦醫納入醫療質量監測體系,制定實施聯合懲戒備忘錄,對嚴重失信主體依法實施行業終身禁入等。

總體而言,社會辦醫環境越來越規范。但理想與現實總是存在差距。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的業內人士,無一不提到了政策的落地問題。

吳士君告訴記者,政策具體在落地時,不同地區和省份,對文件的理解不太一樣,有些貫徹執行得比較好,有些則比較保守,沒有不折不扣的推進國家對社會辦醫的支持政策。

以稅收政策為例。以往的政策中有不少給予了社會辦醫稅收優惠。但某從業者告訴記者,自己所在的機構并未享受過相關的免稅政策。

吳士君表示,中央政策到地方層面,有可能會走樣。少數地區的衛生主管部門,并未把自己定位于行業管理者的角色,對公立醫院管辦不分,既是裁判員也是運動員,在出臺一些地方性規定時,自然而然會偏向公立醫院,對非公立醫院造成歧視和不公平競爭。

“國家多次出臺社會辦醫政策,就是因為其能激活醫療行業,提供增量和有益、有序的競爭,最終受益的是老百姓。當然,總體發展環境還是越變越好,身為從業者,還是要做強自身,嚴把醫療質量關,努力擁有自己強大的醫師團隊。”吳士君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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